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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观主义:将注意力放在了失败上

文=【美】唐纳德•基奥

也许是因为媒体的性质使然,负面报道是难以避免的。电视是继马尔萨斯之后,悲观主义所能得到的最好礼物了。因为我们看世界的角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镜头,而镜头拍摄的角度从来都不是以乐观为特点的。

 

一位从事建筑业的朋友告诉我,他可以让世界上最美的建筑看起来都丑陋不堪。他说你需要做的仅仅是用一台摄像机,通过某个角度来放大建筑的一些缺陷,这样即便是建筑的长处,在你的镜头下也会变成缺点。通过镜头的扭曲,原来美轮美奂的摩天大楼倏然间就变成了城市里的一道疤痕。

 

如果你一天到晚关注的都是失败的话,那么你对人生和未来的态度也会因此改变。有两句很经典的话,有人认为是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讲的,还有人认为是无名氏说的,不论如何,我还是很赞赏这两句话:“两个囚犯透过监狱的铁栏杆向外看。一个看到的是泥潭,一个看到的是星空。”只要稍稍抬起你的头,改变一下你的态度,那么你的世界观就会发生巨大的变化。

 

如果你一天到晚关注的都是失败的话,那么你对人生和未来的态度也会因此改变。有两句很经典的话,有人认为是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讲的,还有人认为是无名氏说的,不论如何,我还是很赞赏这两句话:“两个囚犯透过监狱的铁栏杆向外看。一个看到的是泥潭,一个看到的是星空。”只要稍稍抬起你的头,改变一下你的态度,那么你的世界观就会发生巨大的变化。

 

媒体很少会关注好消息,因为坏消息才能让人正襟危坐和屏住呼吸,集中注意力。这一点确实抓住了人性的特点。上百万辆车上下班时段安全出行是一条不错的消息,但是10辆车竟然造成了交通拥堵就是新闻了。

 

不过,我们的耳边和眼前从来没像今天这样到处都充斥着新闻,糟糕的情况随时随地都在发生。

 

借助互联网和有线电视网,我们全天都可以听到在世界各地发出各种灾难预警以及有关各种灾难的报道。

 

除此以外,还有一种常见的做法让我们的忧虑放大了很多倍,那就是人们主张论述要做到有理有据,即便是对那些能找到毋庸置疑的科学证据的问题我们也会争论一番。在美国社会,人们相处时本来就不拘礼节,现在更有数不清的电视节目,里面有很多聒噪、貌似专家的人为一个话题辩论不休。这种节目你要是看多了的话,很有可能会得出结论,认为一切都是值得怀疑的,一切都可以用伶牙俐齿抢到手,一切都有利有弊。举证责任落在了证实一方,因此在辩论的过程中,证伪一方似乎相对更有优势。提出世界将迅速陷入危机的说法似乎很容易。呐喊者总是能得到很多乐趣;而观众总能得到更多的乐趣,尽管他们的心情可能也更容易起伏波动。

 

几十年前,我们获知新闻的途径基本就是报纸。不管报道的标题起得多么耸人听闻,报纸始终都像一个安静的伙伴,翻报纸的沙沙声还会让你觉得心绪平静。当广播成为一种主要的新闻来源后,它给人的感觉也一样平和,完全不像现在气势逼人的电视新闻。早期在电影院中播放的新闻片内容大多都是“二战”报捷的消息,以及关于霍华德·休斯建造的“云杉鹅”水上运输机的正面报道或是某个农民种出了800磅重的大南瓜。

 

事实上,哪怕是早期的电视新闻也比较短,而且观众也容易消化。现在就不行了。即便是无足轻重的话题,电视新闻都能渲染得让我们陷入恐惧的深渊。 我们一方面希望自己能平平安安,另一方面却又在寻找着刺激。

 

我见到的一些警告标志让我觉得有些人的心态确实自相矛盾。例如,在一家饭店里有这样一个标志:“加利福尼亚州卫生局认为这栋楼的建筑材料对你的健康可能会有害。欢迎来到万豪酒店。”

 

2007年度最搞怪警告标志奖得主是一台小拖拉机,它上面的标志赫然写着:“危险:避免死亡!” 你不妨看看周围的孩子们,他们就差戴着护盔上床睡觉了。他们使用护膝、护肘、坐垫,他们被包裹得严严实实,几乎抬头都见不到蓝天了。

 

迈克尔·克赖顿在《恐惧的国度》(State of Fear)一书中说道,他现在面对一个可怕的两难处境,因为他同一天会读到两篇文章,一篇文章说喝啤酒对心肌有益,而另一篇文章又说啤酒中含有致癌物质。 更绝的是,英国作家兼绿党重要成员克里斯·古多尔在《如何过一种低碳生活》(How to Live a Low-Carbon Life)一书中告诉我们一个悲凉的论断:如果我们走着去3英里外的商店,我们排放的二氧化碳要比开车排放的更多,因为为了有力气走路我们必须吃食物,而生产这些食物就需要耗费很多能量。结论就是,如果要解决全球变暖的问题,唯一可行的途径就是我们都坐在黑暗的屋子里,把电视机、冰箱和空调的插头都拔了,什么都不要做,什么也不要吃。

 

悲观主义:过往就像一个挥之不去的暴君

 

先锋基金的创始人约翰·博格尔曾指出,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种怀旧情结。我们在人生长河中向前划去,但是我们总是会回望来时的旅程,心中总是眷恋着过去。

 

每个人难免都会有怀旧的时候。时间有一种奇特的效果,即便是过去最阴暗的角落,时间也能让它阳光普照。人性就是容易记住美好的时光而忘却悲伤的过去。对于悲伤忘性大,我们还真应该为此感到庆幸。

 

人性的另一大特点就是喜欢倚老卖老。圣奥古斯丁、亚里士多德、荷马,甚至古代的亚述人都曾经批评过年轻人不够尊敬长辈、偷懒、不听话,人心不古。

 

看到“在12个上学的孩子中,有11个都不懂自己读的东西是什么意思”这句话,是很让人警醒的。你可能以为这是有人昨天才写的,其实不然,这是美国著名教育家霍勒斯·曼在1838年写的。威尔·罗杰斯在半个世纪前说过:“现在的学校没以前好了,不过学校从来都没怎么好过。”

 

人有一点怀旧情结并没有什么害处。但是有些人很像约翰·博格尔提到的划船人,他们对过去很难释怀。人们毕竟对过去多少有些熟悉,有些模糊的了解,因此对于有些人而言,生活在过去比生活在当下要惬意,也自然要比生活在将来更舒服。对于这些人而言,他们的悲观主义对自己来说也是一种负担,因为他们在内心深处认为进步几乎是不可能的,一切都比不上过去,什么也不会有起色。恐惧未来而造成失败的例子不胜枚举,而这种恐惧的病毒整日都盘旋在公司上空。 我非常相信进步的现代哲学观,我们肯定不会重复以耕作为生的祖辈的生活方式。我们只要回顾一下20世纪所发生的情况就可以了。

 

在1900年前后,美国人的平均寿命为47岁。当时人们吃的都是有机食品,普通的工薪阶层每年只能挣400美元。1901年,美国麦金利总统遇刺。美国社会当时和之前一样,处于一种喧嚣的状态。尽管如此,人们还是不断地从世界各地涌入美国,因为他们确信未来自己会变得更加富裕、更加充实。

 

在美国发生的很多变革推翻了原来人们认为一成不变或是永恒的行为准则。曾经,你会见到在招聘的地点挂着“爱尔兰人不准应聘”的牌子,而现在,你在美国任何地方都能见到爱尔兰人。

 

曾经在美国,黑人只能从后门进出,后来这些障碍一一消失了,一扇扇大门都在向黑人敞开,现在美国黑人能够合法地在最高档的办公大楼里占有一席之地了。

 

曾经,很多职业都排斥女性,很多学校还不对女性敞开校门。而如今,超过一半的大一新生,以及医学院、法学院和商学院一大半的新生都是女性。我们前进的脚步迈得不大,但是在一些人所称的“传统主义”的堡垒下,进步还是产生了。我在圣母大学的朋友特德·赫斯伯格曾经说过:“守旧者是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的。”

 

事实上,我的第二个孩子莎拉就是圣母大学第一批招收的女生之一。1972年,圣母大学校长赫斯伯格做出了10项重要的改革决定,使得这所1842年成立的高等学府不再只是男性的专属领地。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莎拉开学典礼的那一天,因为当时学校内部还有人反对这一决定。我们这些女生家长内心也感到忐忑不安,我们的孩子们更是感到惶恐不安了,不知道事态将会怎么发展。

 

这一天一开始就让你觉得乱糟糟的,125位女生和她们的家长眼中都流露出惶恐,不知道学校会怎样对待她们。当天,鬓角发白的赫斯伯格穿着一身白西服走上讲台。他深知把握时机的重要性,也知道在项目启动之初为它保驾护航的重要性。他抬起双臂,双眼向礼堂金色屋顶上的圣母玛丽亚壁画望去,大声说道:“圣母呀,我想向您道歉,因为学校成立了130我才把您的女儿们带到您身边。”

 

这是让人难以忘怀的一刻,所有的父母和孩子在内心都对自己、对学校、对这个国家的未来充满了希望。信息化周刊

 

摘自:《管理十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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