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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称制度企业家为创新勇士

文=张三保,李晔

在网约车大举进入市场前,中国出租车行业“打车难、服务差、价格高”的沉疴痼疾,一直让人们头疼不已。从2012年网约车初入市场,到2016年的网约车合法化,中国人的出行状况得到极大改善。其中的艰难险阻,之后的柳暗花明,与一批可以称之为“创新勇士”的制度企业家的不懈努力密不可分,代表人物以滴滴出行的创始人程维为首。

 

纵观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制度的变迁历程,正因企业家们的不懈努力,打破阻碍市场发展的制度约束,才有了今天利好的市场环境。他们在赢得可观利润的同时,也推动了所在行业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故谓之“制度企业家”(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

 

日新月异的当下中国,正在呼召一批这样与国家发展共脉络、同呼吸、善思索、有责任心的制度企业家,运用其企业家地位和价值自觉,积极参与制定公民社会的规则,推进营造自由企业精神的法律与政策环境,真正赢得企业家乃至全体社会成员的尊严。

 

这既是国家、社会对企业家的期待,也是企业家获得长期利益的内在要求,更是企业家精神内涵的重要体现。

 

何谓“制度企业家”?

 

国外学者对“制度企业家”的界定,最早可追溯到Eisenstaedt(艾森斯塔特,以色列社会学家)的论断,即那些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充当催化剂,为变迁指明方向,并在推动变迁的活动过程中承担领导者角色的人。该定义重在强调制度企业家在制度变迁中的促进作用。

 

国内学者的见解,则更为重视制度企业家的特质。大多认为,制度企业家是一群特殊的企业家。其中,最早是周其仁以企业家麦高文为典型的界定:“不同于一般企业家对产品、技术和商业组织创新过程中的盈利机会的敏感,制度企业家对制度创新过程中的盈利机会敏感,并带头提出游戏规则的创新”。此后,李稻葵等基于新兴市场中的企业家案例,将制度企业家定义为这样一群富有创造性的个人:他们在开展或者扩张其商业冒险活动的过程中,为了追求成功而打破现行的、非市場制度的约束;他们的终极目标是商业冒险活动的成功,但他们的创新活动会带来额外的正面效应。

 

制度企业家所谋求的收益,不仅是企业的超额利润,也是社会全体福利的增长;他们所从事的创新活动,不仅是商业模式的创新,还是制度的创新。

 

我们认为,制度企业家首先归属于追逐利润的“企业家”范畴,但非一般的企业家。制度企业家们对制度缺失环境中潜藏的盈利机会高度敏感,并敢于突破制度壁垒来获得可观的收益。但是,他们所谋求的收益,不仅是企业的超额利润,也是社会全体福利的增长;他们所从事的创新活动,不仅是商业模式的创新,还是制度的创新。因而,他们通过创新活动赢得可观利润的同时,也推动了所在行业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

 

制度企业家的有勇而谋

 

在制度逐渐走向完善的过程中,每个阶段都会不可避免地存在某些非均衡的慢性痼疾制约着企业的发展。抑或,随着新知识和新技术的涌现,商业模式和市场规模也随之改变,进而引起对制度创新的需求。制度企业家能敏锐地洞察到这种需求,并对其中潜藏的获利机会高度敏感。

 

网约车进入市场之前,“打车难”的问题十分突出。其背后的症结所在,便是出租车行业管理的“特许经营制”:政府对运营车辆数量的严格管制,使得市场长期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程维正是敏锐地察觉到制度约束的背后,潜藏的巨大市场需求,才乘着移动互联网发展的东风,搭建了出租车出行的O2O平台,即滴滴打车。通过逐步将非运营车辆接入约车平台,冲击“特许经营制”,程维率领滴滴出行拉开了出租车行业管理制度改革的序幕。

 

可见,相比于传统企业家,制度企业家对制度缺失背后潜藏的盈利机会,以及构建新制度所能带来的社会全体福利提升,有着更为敏锐的洞察力。这是驱使其进行制度创新的根本动因。

 

此外,一些现有的制度安排,虽已演变成制约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但仍有着国家法律强制力的装置,要动摇甚至改变它,没有一种超然的冒险精神,以及动员和组织社会资源的能力,是无法实现的。李书福初创吉利汽车时,即面临原有的《汽车产业发展政策》,对民营资本进入汽车制造行业的严格管制。拿不到汽车生产“许可证”,则无法生产和销售汽车。民营企业要获准生产轿车,在当时简直比登天还难。但李书福没有就此放弃。他不断在新闻媒体上公开呼吁公平竞争、重建市场机制,以争取公众的支持;同时,多次出入浙江省以及国家相关部委,通过游说政府官员来影响政策制定。他甚至搬动了时任浙江省副省长的叶荣宝,为吉利汽车获得合法身份上下奔走。最终,国家放松汽车生产管制目录,管理制改为公告制,吉利成为中国首获轿车生产资格的民营企业。

 

制度企业家响应制度需求的创新活动,不仅能为自身发展获得更大空间,还能够以促进制度变迁的形式,形成外部效应,推动经济发展。无论是程维率领滴滴出行变革出租车行业的“特许经营制”,还是李书福突破国家禁止民营资本进入汽车产业的制度壁垒,他们的成功均无可否认地对所在行业的变革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这也是制度企业家区别于其他企业家最为重要的特点:他们改变的不是技术和产品,也不单纯是商业模式,而是制度,是人们从事商业活动的游戏规则。

 

概言之,与传统企业家相比,制度企业家存在四个方面的独特之处:

 

从目标来看,他们谋求的不仅企业的利润,也是社会福利的增长;

 

从过程来看,他们凭借对经济发展机遇的敏锐洞察力,对社会资源的动员和组织的能力,以及敢为人先的创新和冒险精神,致力于打破阻碍经济发展的低效制度,推动制度的完善和变迁;

 

从内容来看,他们从事的不是单纯的商业创新,也是制度的创新;

 

从结果来看,他们在赢得可观利润的同时,也推动了所在行业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

 

如何改变制度?

 

在中国当前经济体制转轨的背景下, 诸多重要的制度安排尚未健全,存在显著的制度缺失。一方面,对于针对国有企业制定的一大批法律法规、管理规章,还存在进一步完善的空间;另一方面,在互联网浪潮的冲击下,新技术和新商业模式不断涌现,许多新兴领域的出现,暴露出“制度真空”。 概括来说,我国当前存在的制度缺失表现为以下两方面:一是“制度不完善”,即现有的制度已不适应当前社会经济的发展,甚至成为经济发展的桎梏;二是“制度空白”,即某一领域尚未建立起相关的制度。

 

两种不同的制度缺失特征,形成了制度企业家两种不同的制度创新路径: “先嵌入,后突破”模式和“先投资,后证明”模式。

 

在“制度不完善”环境中,由于面临强大的政府管制压力,若是创业初期即直接实践制度创新,对现有制度发起正面冲击,风险极大。因而,制度企业家们往往会通过“先嵌入,后突破”的行动路径,来推动制度“从有到新”的变革。他们先嵌入原有制度,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开展创新活动,奠定基础,之后再寻找突破的机会窗口,通过战略行动“开疆拓土”冲击原有制度,迫使其出现松动乃至改变。其中,以率领滴滴出行改变出租车行业运营模式的程维为典范。

 

而在“制度空白”的环境中,由于缺乏明确的规章制度,制度企业家在初期面临的制度压力较弱,通常采取“先投资,后证明”的模式实施创新。他们先进入制度的真空领域,创造出一种全新的逻辑和治理结构,等到新规则被众多企业跟随或影响十分广泛时,再迫使政府承认新规则的合法性,从而实现制度“从无到有”的转变。领导支付宝推动弥补第三方支付市场制度空白的马云,便是典型代表。

 

滴滴出行:“先嵌入,后突破”

 

在“制度不完善”环境下,制度企业家们需要通过对现有制度进行补充和修缮,来推动企业自身的发展。现有制度是制度企业家创新活动的首要作用对象。因而,当制度企业家提出一种比原有制度更优越的制度安排时,不仅面临强大的制度阻力,还会面临公众因不熟悉而形成的认知约束。

 

创新初期,制度企业家掌握的资源较少,自身能力较弱。迫于政府管制,他们往往会在制度允许的范围内开展创新活动,为变革奠定基础。初创滴滴出行时,程维并未直接介入发展空间更大的快车业务,而是先从出租车行业切入,搭建出租车出行的O2O平台。这是由其创业初期所面临的制度压力所致。传统出租车的管理,建立在特许经营的行政垄断基础之上。地方政府通过颁发出租车经营牌照的方式,管制出租车的数量。这种“特许经营规制”,使得非营运车辆难以进入出租车市场。因而,程维选择从政策允许的出租车行业入手,先实现线下业务线上化,以规避制度压力,求得企业的生存,为之后的改革积累资源。

 

在“嵌入”制度阶段,制度企业家虽面临的制度压力较弱,但仍会面临较强的认知约束,且需要大量资源来支撑其业务推广。因而,制度企业家往往采取公开倡导的策略,推广其创新活动以突破公众认知,并通过构建社会网络来获取大量资源。滴滴打车(滴滴出行前身)刚进入市场时,网约车对于人们来说仍然是新事物,知名度和认可度都较低。因而,程维在创业初期,通过微信红包、“免费星期一”等大规模补贴手段,来推广其业务,培养用户习惯和认知。同时,通过积极融资、与银山出租车公司、腾讯等建立合作关系等方式储备大量资源,支撑滴滴打车的推广,为之后的制度变革奠定基础。

 

当制度企业家在“嵌入”制度阶段积累了足够的资源,在市场上站稳脚跟之后,便会采取策略对原有制度发起冲击,以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在寻找变革旧制度的突破口过程中,制度企业家的活动必定会受到政府管制和原有利益群体的阻挠。面对规制压力,他们通常会采取公开宣传和与政府沟通的策略,推广新制度的优越性,使人们意识到变革的必要性;同时依托强大的客户群来不断冲击原有制度,迫使旧制度出现松动甚至改变。

 

在互联网约车已初步建立合法性,并渗入人们生活中之后,程维便开始将打车平台的约车对象,从出租车向非营运车辆跨越,相继推出专车和快车业务,对传统出租车行业的“特许经营制”发起冲击。由于非运营车的介入对传统出租车行业的利益结构和政府的规制形成了严峻挑战,因而受到政府和传统出租车行业的双重打压。多地政府将“专车”和“快车”定性为“黑车”,紧急叫停。面对强力的制度压力,程维积极参加公共论坛,向公众宣传快车业务的公益搭车性质,并倡导“共享经济平台”,以引导公众对快车的正面认知。同时,积极和政府斡旋,设立“滴滴研究院”,以科学的大数据分析影响政府的态度。这一系列制度行为,再加上有利的大环境和强大的客户群,使得政府对网约车的管制开始出现松动。2015年10月,交通部发布《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网约车获得了政府的默认。同年,滴滴成功获得上海市交通委員会网络约租车平台经营资格许可。2016年,交通部出台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发办发布的《关于深化改革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使得网约车正式合法化。 

 

“先投资,后证明”的创新模式面临的约束,主要来源于公众因不熟悉而产生的抵制和质疑,而非政府管制。

 

支付宝:“先投资,后证明”

 

在 “制度空白”的新兴领域,尚未形成正式的规章制度,且亟需制度企业家对这一民众尚不熟悉的领域开展制度建构工作,以规范行业行为,推进行业发展。因而,制度企业家面临的约束,主要来源于公众因不熟悉而产生的抵制和质疑,而非政府管制。

 

在制度创新初期,制度企业家们可以在管制压力较弱的情境下,开展投资和经营活动,为新制度的诞生奠定基础。在创建一种新模式或新规则之后,再采取公开宣传或倡导的策略,向公众灌输新规则的合理性,以打破认知约束。马云建立支付宝之初,其面临的第三方支付市场便是一个典型的“制度空白”领域。在支付宝出现之前,国内的第三方支付均以企业用户为主,只有业内人士和相关机构有所接触,而公众对其的认知几乎一片空白。因而,马云将支付宝以独立第三方支付平台的身份推出之后,率先打出“你敢用,我就敢赔”的口号,推出全额赔付的制度,同时对支付宝进行广告宣传,以提高支付宝的知名度、消除公众对第三方支付平台诚信问题的质疑。

 

此外,在构建新制度的过程中,制度企业家除了要克服公众的认知约束,还会面临“制度空白”带来的不确定性问题。“制度空白”领域中的经营活动没有惯例可循,也没有明确的规范和制度作为指导,充满了不确定性。制度企业家往往需要借助相关领域的权威机构,构建起强大的社会网络,调用充足的资源来消除这种不确定性,以进一步强化新制度的根基。在支付宝创立初期,马云积极推动支付宝与各大金融机构(如中国邮政、各大商业银行以及VISA等国际组织)建立战略合作关系,配置大量的资源来支撑其支付业务的推广。同时,不断研发新的保密技术,强化支付宝安全性,以保障用户的资金和信息安全。

 

通过公开宣传和构建社会网络等策略,为新制度的形成和传播奠定合法性基础之后,制度企业家则会开始向市场推广新制度。若是新制度符合人们的需求,则会吸引大批追随者加入,壮大新市场。当市场的规模足够大,影响足够广泛时,政府则会为这片“制度空白”的新兴领域制定新制度,对其进行规范。由于支付宝的第三方支付模式既降低了商家的运营成本,又满足了用户多样化的支付需求,依托电子商务发展的浪潮,第三方支付逐步渗透进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支付宝迅速成长为中国第三方支付的龙头企业。其一路走来,也带动了一批第三方支付企业的发展,使得市场的规模日益壮大。虽然,由于制度的缺失,第三方支付市场潜藏的网络系统性风险、沉淀资金的管理问题等逐渐暴露。但由于市场规模之大、影响之广泛,监管机构要对其打压已不可能,只能顺应发展的潮流,制定新制度规范市场,以弥补这一制度真空。2011 年5月26日,支付宝获得中国人民银行颁发的第一张 “非金融机构支付业务许可证”,央行正式认可了第三方线上支付交易的合法地位,第三方支付市场被逐渐规范化。

 

“先嵌入,后突破”和“先投资,后证明”,是制度企业家们在不同的制度缺失环境中,由于所面临制度约束的差异,而选择的两种不同的创新路径。无论哪一种方式,在创新初期,制度企业家均需要突破公众的认知约束,并获取足够的资源,来构建和推广新制度。期间,公开宣传和构建社会网络,是两种较为常用的策略。这两种路径的差异在于:在新制度的合法化阶段,由于“制度空白”环境中不存在原有制度,因而制度企业家凭借其商业上的成功,和强大的影响力,即可在阻力较小的情况下获得政府的认可;而在“制度不完善”的环境中,制度企业家的创新是對原有制度的挑战,不可避免地会遭受强大的制度阻力。因而,制度企业家需要通过游说、公开宣传和倡导等策略来克服变革过程中的阻碍。这两种创新路径最终的成功,均离不开强大的客户群作为依托。

 

在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近四十年中,制度变革已成常态。这种变革无疑离不开制度企业家们的推动。今天,我们的市场制度尚有较大完善空间。因此,一方面,需要作为市场竞争游戏玩家的企业家们,继续肩负起制度企业家的责任,积极推动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另一方面,社会应该给予制度企业家更多的包容。正如周其仁所言:“一个比较容忍制度企业家、保护制度企业家并习惯于将制度企业家的个别创新努力一般化的社会,能够更多地享受制度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只有企业家的制度创新能力得到充分挖掘和发挥,制度创新才能真正惠及众生。信息化周刊

 

摘自:《清华管理评论》2018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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