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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估值独角兽Uber的“驯化”之路

文=张惠兰,高璇

2018年8月2日,一场与Uber有关的刑事诉讼案在旧金山高等法院落下帷幕。61岁的前Uber司机赛义德·穆扎法尔(Syed Muzaffar)过失杀人罪名成立,受害者是一名六岁的华裔女童。

 

事故发生在2014年新年前夜,穆扎法尔在路口转向时,撞倒一位母亲和她的一双儿女,造成一死两伤。当时Uber风头正盛,野性十足的它正试图成为“全球最大出行平台”,并将目光瞄准中国市场。Uber并没有将这个年轻的生命当成最重要的事,扩张版图才是当务之急。面对舆论质疑,Uber声称,事故发生时车上没有乘客,不能认定司机是在使用Uber,撇清了责任。司机穆扎法尔的官司延宕四年半才有了结果。 

 

这是Uber遭遇的第一桩非正常死亡诉讼,某种程度上,也是Uber背负骂名的开始。此后,Uber陷入无数关于审查不力、逃避监管、司机性侵的丑闻。在以高调姿态开拓商业帝国疆域的同时,共享经济的“鼻祖”Uber也为应付各国政府和民众的指责和天价罚金焦头烂额。

 

强大的司法压力和舆论讨伐下,Uber对“赛义德·穆扎法尔案”终于做出妥协。2015年,这家公司和家属达成和解,赔偿金并未公布。不幸发生后,加利福尼亚州的立法者为此设立新规,要求网约车公司和司机购买责任保险,以防止它们在事故发生后推卸责任。

 

对Uber来说,这起案件只是急速扩张中的一例司法挫折而已。在接连付出巨额代价后,曾经傲慢的Uber开始越来越正视自己存在的问题。

 

2850万美元,赔偿金额之最

 

罚钱或许是对付“坏公司”的最直接方式。

 

2014年,如日中天的Uber在宣传广告中声称,自己“在推行行业领先、比出租车更安全的司机背景调查”和“最安全的搭车”。为了对得起这份“安全”,Uber宣布向美国乘客征收“安全乘车费”,金额从1美元-2.5美元不等,主要用于对司机的安全背景检查以及日常安全维护。

 

很快有人发现,Uber所谓的“行业领先的司机背景调查”不但不领先,反而有点糊弄人。2014年底,旧金山地区检察官乔治·卡斯康(George Cascon)联合洛杉矶地区检察官,发起针对Uber和另一家共享汽车平台Lyft的民事诉讼。在加利福尼亚州,出租车司机执业前都必须经过指纹比对审查,但Uber和lyft对司机所做的背景审查中,并没有这项内容,只做了表面文章。“如果不用指纹比对审查技术,就不能说你用的是行业领先办法。”检察官卡斯康直言。

 

就在卡斯康起诉Uber前一天,因强奸案丑闻,Uber在印度德里地区的业务被迫关闭。当年12月5日,印当地一名26岁女生深夜搭乘Uber时被司机强奸。事发时这位Uber司机还处于保释期,并且3年前就曾被控涉嫌强奸女性。

 

虽然发生在印度,但这起因司机审查缺漏造成的恶性事件,在美国乃至全球引发巨大声讨。洛杉矶和旧金山数十万用户以集体诉讼的名义将Uber告上加州法庭,指责Uber“夸大其背景审查的安全性”,涉嫌虛假宣传,向乘客收取的安全乘车费名不副实。印度政府也称,涉事司机没有经过完备的背景审查。

 

一时间,Uber背上两起官司。2015年8月,掌握了更多关于Uber欺骗和误导用户的信息后,卡斯康再次召开新闻发布会。卡斯康说,他们在旧金山和洛杉矶两市发现25名有前科的Uber司机,不乏有人曾犯下谋杀、性侵、绑架等重罪。他们还发现,加州范围内,有约30000名登记在册的性犯罪者,被Uber所使用的背景审查名单遗漏,这家公司使用的审查机制只能追溯七年内的犯罪,这意味着,如果有人八年前被判绑架罪,上周才被放出来,他很可能被Uber背景审查漏掉。

 

卡斯康说,问题的关键在于,消费者在做选择前,理应被赋予充分知悉的权利,而Uber却隐瞒了事实。

 

Uber则在声明中辩称,他们的审查机制绝不比当地出租车公司采用的差,而且,“没有什么办法是万无一失的”。对于犯罪记录只追溯七年的诘难,Uber回应,这是为了给前科犯再就业的机会。

 

据《纽约时报》报道,早在2014年,加州的立法者就曾提出加强网约车司机审查的法案,但Uber和Lyft重金聘请说客,组织公关活动,法案最终流产。这次,Lyft提早退出战线,它最终选择和检察官和解,缴纳50万美元罚款。

 

在官方与民众的共同施压下,2016年2月11日,Uber在用户的集体诉讼案中决定支付成立六年以来最大一笔赔偿金:2850万美元。因为是集体诉讼,过去两年里,任何一名向Uber支付过“安全乘车费”的乘客,都有资格分摊这笔赔偿金。

 

两个月后,Uber又向以卡斯康为代表的旧金山和洛杉矶地区检察官妥协,同意缴纳高达2500万美元的罚金。

 

这两笔天价罚金都被视作对Uber虚假宣传的惩戒。据《卫报》统计,截至2016年4月,Uber已经被迫缴纳6200万美元罚款,光在美国就面临170多起诉讼,很多都是各州因为背景审查问题而提起的,比如2017年11月,因对司机背景审查不力,Uber被科罗拉多州处以890万美元罚款。

 

打破沉默

 

事情并未就此结束。2017年11月,两名性侵受害者选择站出来,打破沉默。

 

在曾援助过印度Uber司机性侵案受害者的律师珍妮·克里斯滕森(Jeanne Christensen)的帮助下,代号“简1”(“Jane Doe 1”)、“简2”(“Jane Doe 2”)的女性提起了针对Uber的诉讼。她们指责Uber为了盈利,未对司机作充分审查和监控,让数千女乘客遭受性骚扰。

 

 在诉状中,受害人详细描述了自己的受害经过。“简1”在2016年10月酒醉后乘坐Uber回家,在自己的卧室中遭到司机强奸,一年过去了,司机已保释,案件仍在当地法院审理。“简1”向Uber投诉后,Uber返还了她9.51美元车费,但她至今还不知道Uber有没有把司机除名。

 

起诉书还称,Uber把自己描述成“科技平台”,而非“运输公司”,为的是躲避后者现有的监管。

 

“Uber必须出来回应,它到底收到过多少有关强奸、性侵、性骚扰的报告,以便让消费者,尤其是女性消费者判断它所提供的服务是否安全。”代理律师之一克里斯滕森主张。

 

然而,Uber方面提出动议,认为这些乘客在签署用户服务协议(ride-share service)时同意了其中的仲裁条款,即同意私下解决可能发生的争议,因此没有权利提起诉讼。

 

克里斯滕森毫不示弱,针对这一条款提起集体诉讼。今年3月,参与集体诉讼的受害女性增加到9人。在纽约执业多年的律师陈明利向本刊分析,根据美国法律,Uber可以坚持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如果原告方认为仲裁条款有失公允,可以无视仲裁条款提起诉讼,而法院也可以在经律师有理有据的论证说服后,认定Uber的仲裁条款无效。

 

事实上,在美国互联网公司,并非只有Uber服务协议中存在这一条款,但在#MeToo运动席卷下,美国社会开始重新检视仲裁条款。2017年2月,Uber前员工苏珊·福勒在一篇名为“回顾在Uber非常非常奇怪的一年”的博文中,揭露Uber性骚扰、男权至上风气,在硅谷引发轩然大波,也助推了仲裁条款的终结。当年12月,微软公司做出表率,宣布废除这一条款。

 

有过多次为性侵及性骚扰受害者辩护的经历,克里斯滕森深知仲裁条款的危害:仲裁条款使得公众无法知晓这些侵害的密集和严重程度,结果是,私下达成的协议堵住了部分人的嘴,进而让其他受害者也选择沉默。

 

别想“堵住我们的嘴”

 

今年4月,Uber新上任的首席执行官科斯罗萨西(Dara Khosrowshah)署名的公开文章《严肃对待安全问题》,对外阐释了Uber在让平台变得更加安全的一系列新举措。

 

Uber宣布,其移动应用上线“一键报警”和“紧急联系人”功能。用户在拨打911报警电话的同时,还能够自动将地理位置和行程路线同时发送给警局派遣中心。

 

“紧急联系人”可以让用户向自己信任的家人或朋友分享行程,用户可以将最多5个朋友或家人添加至受信任人列表中,可以选择每次行程开始前提醒用户分享行程。行程是通过短信的方式发送,会显示具体行程路线、司机信息和车牌号,保证即使受信任人没有安装Uber应用,也可以查看到行程。

 

此外,Uber还将对美国境内的司机实行年度犯罪背景审查,并雇用公司,利用持续更新的犯罪逮捕数据库保证司机资质。

 

“我们首先想做的事是,改变Uber的内核,Uber的形象会进而改变。”科斯罗萨西接受美联社采访时承诺道。他承认,公司此前指数级的发展速度,让年度审查这样的举措无法进行,“我不能改变过去,但我可以改变未来我们将要做的事情。”

 

但改变显然不是一蹴而就。4月30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发布一篇调查报道,称过去四年内,至少有103名Uber司机被控性侵或虐待乘客,数据来自对全美20个主要城市警察报告、联邦法院记录和地方法院数据库的分析。克里斯滕森和“简”们的艰难抗争也出现在报道末尾。

 

这则报道立刻引爆舆论。许多美国民众扛起抵制Uber的大旗,在网上声援那些被Uber司机侵犯的女乘客,鼓励她们共同参与诉讼。CNN的调查报道发出后,Uber承诺将发布“安全透明度报告”,让公众知悉在其平台上所发生的性侵和其他安全事件。

 

重重压力下,Uber不但开始进行内部改革,还宣布废除强制仲裁协议和保密条款。克里斯滕森在肯定Uber新举措的同时,也表达了对Uber“没有完全下决心做出真正意义上的改变”的担忧。

 

克里斯滕森和“简”选择继续起诉,集体诉讼的参与者增加到14人。“堵住我们的嘴,消费者和潜在投资人便没法知道真相,而真相是,我们梦魇一般的经历,是Uber所正面对的这一普遍性问题的一部分。”“簡”们这样写道。

 

让克里斯滕森感到鼓舞的是,5月21日,九名国会议员致函Uber、Lyft、Juno、Curb以及Via五家网约车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要求他们提供性侵和性骚扰报告、司机培训等有关协议的详细信息。这封质询信的起草人之一、国会众议院民主党核心小组主席约瑟夫·克劳利(Joe Crowley)事后接受采访时说:“我有一个17岁的女儿,我想让她知道,不论她去哪儿还是从哪儿回来,她都不会受到伤害。”信息化周刊

 

摘自:《看天下》2018年2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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