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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的“大数据”难题

文=徐英瑾

大数据技术这新鲜玩意,怎么听都和衣袖翩翩的汉朝没半毛钱关系。可东汉王朝建立之后,朝廷最头疼的就是数据问题。国家有多少土地,有多少纳税人口,全国人民的人口结构是啥,养老金是不是发得出,皇上只有一笔糊涂账。账目糊涂就得查,好在汉代全民普及《九章算术》,识数的人并不难找。麻烦的是各个豪强不但数学好,私心也重,每家都准备了两本账,一本的封面上写着“给皇上看的”,一本的封面上则写着“永远不要给皇上看的”。躲在洛阳的皇上要看到第二本账,的确难。然后刘秀拿“算筹”一算,按照第一本账统计上来的全国土地数据,大汉朝似乎还没有统一。但天下的确已经一统了,所以他马上反推出下面有人撒谎了。刘秀这智商真不愧是光武大帝。

 

刘秀刚想查处瞒账的人,托人求情的就把皇家热线打爆了。刘秀打天下靠的是功臣集团,现在的大地主也是同一拨人,皇上你要把大家的账目查得那么清楚,那么大家也只好在微信群里集体退群了。但皇上的面子毕竟大啊,下面人不把皇上当群主,也实在太没规矩了。

 

好在中国人最懂中庸之道。啥叫中庸之道?就是要看数据的皇上肯定没错,承载数据的地方豪强或许没错,错的肯定是传递数据的那些狗官。于是,刘秀一怒之下斩了一批两千石“省部级”官员。你说这些人招谁惹谁了?不老实报账,皇上不放过你;老实报账的话,地方豪强养的那批刺客又岂能容你?“度田”最终度出了一堆人命,悲哉。对了,要是在那时候在官场上和谁不对付,最好就在皇上面前推荐他去做度田官,马上可以做到杀人于无形。

 

那么刘秀的“度田”到底成了沒有呢?范文澜那辈的史学家说是没成,地方豪强太牛,皇上最后认怂。最近几年史学界则纷纷改了口风,认为成了,其中最有力的证据是大量的简牍出土—这些地方政府呈给中央的简牍的确可以证明东汉王朝的户籍、土地管理井井有条。当然,在逻辑上我们也可以设想这些简牍上的情报全是假账—不过,即使按照汉朝的官方记载,我们也知道东汉的人口从初期的两千多万涨到了中后期的五千多万,这也就是说,即使这些数字缩水了,也不可能缩水多少。

 

东汉一朝,中央对地方的控制的确要比西汉和秦代宽松多了。在西汉遭到诟病的盐铁专卖制度,在东汉的不少时期都废除了,等于官方向民间让利。看来皇上也知道分寸,获得了大数据,也不敢用这些数据去征太多的税,否则豪族们又要闹幺蛾子了。

 

说到豪族,今天的人们经常用负面眼光视之,实际上豪族的确在很多时间可以起到“地方政治稳定器”的作用。举个例子说,东汉的地方官去镇压叛乱时往往是能自掏腰包的,比如汉末名将朱儁在交州打反贼的时候,用的是老家扬州的子弟兵,而且根据我的调查,朝廷没有报销相关费用。孙权的父亲孙坚仅仅是下邳县县丞(副县长),竟然也利用私家资金募集千人参加了朝廷讨伐黄巾的大军,真是土豪副县长一枚。现在我们就假设朝廷一直是知道地方上实际上是有钱的,就是没征税能力—不过这反过来也倒解释了为何汉灵帝那么喜欢卖官鬻爵,而且允许买官者分期付款。哎,朝廷即使是全知,也不是全能啊!

 

靠着地方豪强的努力,东汉唯一一次全国性农民起义黄巾大起义,不到一年就被扑灭了,这似乎说明“藏富于民”的政策对朝廷来说也并不一定是坏事。换言之,看来数据的彻底透明性也不尽然是好事,透明与不透明之间的某种朦胧感才是最高境界。前面怎么说来着?中国人最懂中庸之道了。信息化周刊

 

摘自:《南风窗》2019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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