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化文摘 - 前沿
2015/12
这派想法的代表是牛津大学营学家尼克•博斯特罗姆(Nick Bostrom)在《超级智能》一书中提出的所谓“回形针量产机”的思维实验:人类设计了一台AI来造回形针,它在耗尽了最初的原料之后,就开始竭力搜索一切可用的材料,包括人类身上的那些,博斯特罗姆在2003年的一篇论文中写道,只要这个头一开,AI就会“先将整个地球耗尽,甚至进一步利用周围更大范围内的所有材料,把它们都改造成一部部生产回形针的装置。”用不了多久,整个宇宙就只剩下回形针和生产回形针的机器了。我对这个设想持怀疑的态度。首先,这个末日场景需要满足一连串条件才能实现
2015/12
这是些极其可怕的场景,但已经变得平淡无奇,甚至没人再注意。想想那些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排队队伍中、餐厅里、课堂上、会场里、演出时、沙滩上、方向盘前、床上、如厕时盯着智能手机屏幕的脸……就连小宝宝也难免会趴在平板电脑上,红润的脸蛋上闪现出僵尸般的目光。这些行为在十年前还不可想象——第一款iPhone是在2007年6月推出的,2010年5月推出了iPad。我们是如何来到这一步的?这些矩形液晶小块何德何能,竞能吸引人类的全部注意力,就好像地球上突然没了其他重要事情一样?我们之所以总是盯着屏幕进行交流、咨询沟通、购物
2015/12
因此,罗宾逊和其他领先学者认为,由此导致的“玩耍赤字”伤害了儿童的发展。这些技能正是为人父母的硅谷科技精英希望自己的孩子们优先掌握的。尽管有围绕玩耍、技术和发展的辩论,但罗宾逊说,我们不能偏离平等和公平这两个有关教育的主要问题。“作为一个物种,我们面临着许多重大问题,需要很多聪明的人来帮助解决这些问题,”他说。“帮助所有的孩子,无论他们身在何处,成为最好的自己……必须是教育的真正目的——我喜欢在这些场合引用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G Wells)的话——‘人类文明是教育和灾难之间的一场竞赛’。”
2015/12
人的独特性到底是什么?以我的见识,我能想到的,人的独特性不在于其它,而是所有有机生命的共性,即其生命的有限和其繁衍的本能。是这种生命的有限,促使人类向死而生,格外珍惜生命,格外具有求生的欲望。这种繁衍的本能,让人类代代更替,曲折向上,并发展出庞大而复杂的人类网络。这些,是机器永远体会不到的。没有死亡的概念,就不曾存在“生”的概念,也就不会真正具有自我意识,哪怕具有超级强大的大脑,那也不过仍旧是一个工具。当然,这种想法是现下的刻舟求剑,也许有一天,机器会相当程度地拟人化,从人类身上学习到求生的本能
2015/12
我想从一个非常狭窄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我是一个记者。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新闻行业对谷歌和脸书的依赖已经达到极致。随着广告市场的崩塌,这些媒体平台需要迅速扩展,而获得收入的唯一方式就是流量的不断增长。而增长流量的唯一办法就是依靠这些平台。这意味着新闻行业需要掌握这些平台。这是一种非常不健康的依赖关系。这些平台的价值最后就成了依赖这些平台的每个人的价值。作为一名编辑,我们的工作也变了。我们写的头条新闻必须夺人眼球,这样才能在社交媒体上传播,这是一件贬低记者身份的事情。我们所写的主题必须契合脸书上的蜂巢思维
2015/12
任何关于未来的讨论,无论怎样立足于现实,相较于后见之明,许多细节都是不准确的。大家预计会是如此,这样的情况也多见诸本书。但是,与一个真正的、堪称是我有生以来最大的误判相比,这些只是细枝末节,事实上微不足道。25年前,我深信互联网将创造一个更加和谐的世界。我相信互联网将促进全球共识,乃至提升世界和平。但是它没有,至少尚未发生。真实的情况:民族主义甚器尘上,管制在升级,贫富鸿沟在加剧。我也曾经期待,中国可以由于其体量、决心和社会主义的优势从而在引领全球互联网方面发挥更好更大的作用。实际情况如何呢?
2015/12
“大家都知道,5-10年后就不再有人工收银。那么,到时候面临失业的收银员们,我们能给她们什么呢?如何重新定义她们的身份?她们以后又将何去何从?”然而很快,他又小声提出建议:亚马逊可以把它在西雅图的无人收银商店里使用的技术,作为商品卖给其他的大型零售商,就像如今提供的云端科技服务一样。如果有一天,收银员这个角色真的从商场中消失了,我们或许也能够向亚马逊求助,让它给每家每户都装一个联网又配备语音设备、还有结账功能的家庭助理,功能跟亚马逊的人工智能助手Alexa类似——它的名字,就还是叫Alexa吧。
2015/12
作为Xnor的支持者,麦基尔韦恩还预计,边缘计算领域的初创企业将从与科技巨头们的自然共生中获益。微软等公司依赖其他公司把应用程序和设备连接到它们的计算平台上,他说:“它们需要更多解决方案导向的合作伙伴来提供数据。”共存的希望也建立在这样一种信念之上,即举例来说,微软不再是其Windows操作系统统治计算机世界时代那样的极具攻击性的竞争对手。但麦基尔韦恩在称赞纳德拉为微软带去“理念变革”时表示,他对所有科技巨头的雄心都不抱任何幻想:“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毫无疑问,它们希望成为'优步'(uber)那样的平台。”
2015/12
将之与一些学术研究人员滥用数据来赚钱或获得权力相平衡是一个挑战。艾瑞尔将剑桥分析称为“一个对是非对错理解扭曲的邪恶角色”。他指出,通过Facebook等平台合理使用技术“创造社会福利”与剑桥分析的所作所为,这两者确实需要进行区分。 “如果结果变成因噎废食,并说这个问题的唯一解决方案是关掉Facebook以及所有这些社交技术,那很可惜,因为你觉得没法区分坏角色和好角色。”内弗认为,尽管如此,复杂的数据分析“也可能用于产生很多好处。个性化沟通可以帮助人们为其锻炼或健康饮食等长期目标努力,并获得更符合自身需求的产品。
2015/12
如今,共享经济项目的困局依旧亟待破解——即便是从白热化的竞争中存活下来的优胜者,也步入深水区,行业洗牌和优胜劣汰仍在继续。梅花创投创始合伙人吴世春认为:当下,行业首先要有一些共同遵守的运营规则,让大家在有序的环境下去竞争;其次,需要来自政府的宽容和指导,同时资本不应做过度的重复建设,“包括共享单车大量的损毁,应该是一个警钟,一个城市过度的投放、竞争是社会财富的浪费”。最后,社会也应该以更加宽容的态度去对待创新的事物,“连苹果的第一代机器都很不完善,更不用说很多其他新东西。”吴世春提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