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化文摘 - 管理
2015/12
在共同的价值观下,我们会把组织变小,但是更有效。如果说从上到下一管到底,价值观不一样,天天管也管不住。但只要“信了同样的教”,价值观一样,不用管,大家也一定朝着一个方向用力。我们的团队很小,但坚持了12年,就有价值。我们在西安有团队,是小组织。每一个组织在当地都要成为项目公司。我们有很多小组织。在互联网时代,小组织灵活机动,可以随时改变。接下来,我们仍然会做很多小组织。形式上我们是分散的,实际上我们用价值观协调。这些小组织按照我们的想法,朝着同一个价值观方向协调。最后我们能够攻坚克难,做成很多事情。
2015/12
大部分个人创业者低估自己时间的价值。工作者、个人创业者和独立顾问面对的最困难决策,是如何为他们的时间和专业定价。若是别人抱怨你开价太高,更糟的是,若因此而完全不与你有业务往来,怎么办?但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是转向另一个极端,要求太普通的价格,结果让你自己很不高兴。一如我在《你就是创业家》(Entrepreneurial You)一书中提到的,没有办法在行业内生存下来的人,就无法提供优质工作成果给客户。要求合理的价格,你才能创造长期价值。记住下列四件事,让你能自在地要求符合你价值的价格。定价过低会传达负面讯号。
2015/12
为什么组织重要?肤浅的回答是,组织重要是因为人们在组织中度过大半人生。劳动力—换句话说,大多数成年人口—把睡眠之外的1/3以上的时间用于雇用他们的组织,儿童几乎把同样多的时间用于学校组织。同样,无数其他组织占据了儿童和成年人的大部分闲暇时间,而且大多是自愿的。在我们的社会中,只有学前儿童和无工作的家庭主妇这一大群人的行为是真正的非“组织”行为。组织的普迫存在并不是关注它们的唯一或主要理由。作为社会科学家我们感兴趣的是解释人类的行为。从社会心理学家的观点来看,我们感兴趣的是哪些环境因素影响个体和个体如何应对这些影响。
2015/12
报复绝不仅仅满足个人欲望,从别人那里讨回公道。报复与信任实际上是一枚硬币的正反面。正如我们在信任游戏中看到的,人们总说愿意相信别人,即使是从未见面,甚至以后也无缘相逢的人(这也就是说,从理性经济学的观点来看,人们过于轻信)。这一信任的基本因素也揭示出为什么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社会契约一旦被破坏,我们就会非常愤怒——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即使付出自己的时间和金钱,有时还冒着人身伤害的危险,也要使违约者受到惩罚。诚信社会的好处比非诚信社会多太多了,我们与生俱来的本能就是保持我们社会中的高度诚信。
2015/12
“看到有人手里拿着报纸的感觉真好啊……”意大利《晚邮报》驻纽约的记者同我一见面就感叹道。我俩如约走进一家酒店的餐吧,准备喝杯餐前酒。美国人喜欢灯光折射在酒杯上的斑影——鸡尾酒是他们和这个世界休战的标志。最近,纸媒的吸引力有些下降。我的美国之旅的头5天到过波士顿、芝加哥和纽约,但并没看见有人拿起报纸阅读。无论是在机场、火车站,还是地铁上、酒吧里,如果有人在看什么东西,那一定是智能手机,有时还戴着耳机。对于像我这样热爱报纸并与之相伴一生的人来说,这并不是一个美好的景象。
2015/12
成为爱将之后的生存之道。我们都遇过上司有爱将的情况。如果上司的爱将是别人,你看到那个人获得所有的关注,而你觉得自己能拿到的资源少、得到的肯定也低,这情况实在令人沮丧。但讽刺的是,如果你发现自己是爱将,情况似乎同样充满挑战。能得到额外关注、工作得到赞赏,确实是好事一件,但要当个爱将,常会需要付出代价。你可能会面临四种风险。第一,你太接近权力中心,所以同事可能开始对你反感,觉得你会打小报告或多管闲事,于是不再信任你,不再像一般同事一样互相支持,例如,不再提供种种重要信息、关系或其他资源。
2015/12
经营粉丝团的关系,时常会有人留私讯给我,私讯除了邀约课程、演讲以外,不外乎就是询问私人问题。而这些私人问题中,「职场中与老板相关的困扰」总是最常见的诸多小问题中,最起眼的大问题。「老板每次要我帮忙买烟,却不给我钱。」这个我看了啼笑皆非的例子,是某位担任业务工作的粉丝留言给我:「每次老板要我出去拜访客户的时候,都叫我顺便买烟给他,回到办公室把烟给他,他都借机忘了给我钱,现在烟钱越来越贵,我自己都不够钱,还要帮他买烟,宪哥,我该怎么办?」我回:「两个方法,第一,你戒烟,说自己分不清楚哪种烟才对
2015/12
如果说“手机是当代人的外挂器官”,那么微信就像这个器官的“动脉”。据统计,国人日均花在移动应用上的时间约达31亿小时,其中微信占了约30%。我们不难描绘出自己是如何与微信共度一天的——早上醒来先拿起手机,消灭微信对话框和朋友圈右上角的红色数字;出门买早餐,连煎饼果子都可以“扫一扫”便捷支付;工作之中,大大小小的群成了交流利器;偶尔小憩,也忍不住“跳一跳”;即便晚上临睡前,还得刷一波朋友圈。这些年,从BBS、QQ到微博、微信,网络社交产品在迭代,人们的沉溺程度也在加深。举目四顾,不管在街头巷尾
2015/12
很多著作都提出建议,告诉你可以如何应付组织内的权力动态,像是如何管理有毒的(toxic)或太过杰出的部属,或是如何应付难以预料或太自恋的上司。有些研究人员花了一辈子心力,系统化地分类掌权的人和无权的人在动机、行为、偏见等方面的不同。问题在于,这些建议多半是单独针对领导人,或只针对跟随者,却忽略了身兼两种身分时的特有挑战。虽然我们总爱研究在权力高低两个极端的情形,但大多数员工拥有的权力其实处于中间水平,必须不断和权力比自己高一些或低一点的同事互动。这种情况对中阶主管特别明显,这些人就是在组织里掌握着中等权力。
2015/12
诺思有几篇论文阐述制度的收益递增效应。他指出,规模越大的政府总是追求更大规模,权力越大的人倾向于追求更大权力,成功的制度有复制自身的冲动,直到社会被锁死于早已僵化但曾经成功的制度陷阱之内。他并且找到了不少消亡的人类社会,成为“锁死”效应的例证。诺思的警告格外触动我们这些中国学者,因为历史太悠久而且太难以割舍,所以我们不能放弃传统,但我们必须改造传统,否则中国就可能消亡。于是,技术的本质,与制度的本质类似,有强烈的路径依赖性从而常将人类“锁入”既有的技术路径或制度路径。锁入,于是可能锁死。